[Media媒體]「文化批判書摘(2)：全球化－對人類的深遠影響。」

這個系列一共會刊出三篇文章，分別是我2012～2013年中間，

修習政大新聞系柯裕棻老師「文化批判」課程所做的期中書摘，

內容分別針對下列三本書做整理、摘要。

包括吉見俊哉老師所著述的<<媒界文化論>>、

Zygmunt Bauman的全球化著作<<全球化－對人類的深遠影響>>、

最後是Appadurai的經典論文<<全球經濟文化的裂解與差異>>，

學期的前半部以這三本著作的探討，作為之後個案討論的理論基礎。

本文為陳子恩個人、柯老師、書作者直接或間接交流的結晶，

如果這一系列的文章能夠在學術上幫助你釐清一些事物，

畫面的右邊有我的聯絡方式，歡迎你/妳跟我聯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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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化－對人類的深遠影響(Zygmunt Bauman)


Zygmunt Bauman的Wiki介紹

Zygmunt Bauman（1925年11月19日——）是波蘭社會學家。1971年因波蘭反猶太主義被迫離國前往英國定居，成為英國利茲大學的社會學教授。鮑曼因將現代性、大屠殺以及後現代消費主義聯繫起來而廣為知名。（by Wikipedia)

l  引言：全球化？

　　作者著書的目的在於指出許多被忽略的全球化現象。以「時空壓縮」造成的社會因素與後果為出發點，會發現全球化在人口流動、地理分布上的「分殊性」以及「在地化」並不亞於一般所認為的「統合性」：全球化對某些人代表全新的自由，對某些人卻是從天而降的殘酷命運，而造成這種差異導因於全球化帶來的「移動性」、「移動的自由」分配不均，並造成具有移動自由的人掌握生命遊戲規則、公共空間逐漸脫離在地人的生活，以及超地域的菁英與「在地人」之間溝通管道的徹底瓦解、意義與價值的生產中心已超越了地方控制。

l  第一章：時間與階級

　　本章著重時空變遷對於社會結構的影響，並以「缺席地主制」的今昔對照，闡明擁有超地域資本、亦即擁有經濟移動性的資本家，形同新興的「缺席地主」：可自由的利用資源流動和移動性，不必繼續受在地的束縛，與「異己的遭逢」也可輕易的換到友善的環境而化解。除了經濟資源的移動性，實際地理因素的移動性也是考慮的重點：旅行和距離的概念，隨著運輸及資訊通訊的發展而扭轉，並造成小規模共同體內的凝聚衰退，組織空間因此建立在技術、速度以及費用上，而不是觸目所及的地理空間，而擁有移動性的族群才能享有這一切。

      簡言之，科技發展對時空的壓縮，造成了更進一步的兩極化：不論是新興的網路或是實際地理空間，超地域菁英不受拘束的自由移動，卻也相對剝奪了「它者」的在地，造成進一步的分化、系統的瓦解、公共空間的去地域化、地方意見領袖及地方意見的不容於世。

l  第二章：空間戰爭

　　本章主談共享空間的意義，以及各造在定義權與執行權的爭奪。國家劃分行政區之目的在於拆解並控制人類紛雜的在地實踐，並在城市的規畫中，事先完成「現代化」設計：整齊劃一、美學平衡、邏輯與方格，對於居民的統治將是全面性的；然而這樣的設計也造成了人際關係保護網的破壞，與個體失去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。最終，在都會生存的法則不再是團結，而是隔離。

　　作者接著談到Bentham發展、由Foucault轉型為社會思考的「全景樓」概念：首先是透過人類的自我規律和自我監視，形成地方性的整合；其二為由國家所控制的超地域整合。全景樓以及之後隨資料庫發展的「超級全景樓」皆為「監視」、「不動性」的概念，避免讓任何人逃脫出嚴密監控的空間；然而之後Mathieson提出了相反的「同觀樓」：由多數(在地)「羨慕」少數(超地域菁英)的遙不可及的美好生活方式，這種關係不是統治，反而是避開「與它者遭遇」的指引。

l  第三章：民族國家之後

　　第三章將層次由社會拉高至國家：主談全球化經濟、金融與資訊自由流通下，國家與地域共同體的政治制度變化。主權民族國家過去一直是政治上的主要行為者，一手掌握最高的決策以及決策所需要的資源。然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，由於超地域的生產及消費行為，如國際專業化分工等，讓國家的決策無法穩妥地被該資源所支持，這兩者之間的鴻溝使政府的決策能力癱瘓，新的全球統治力直接影響到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。

l  第四章：觀光客與盲流

　　第四章整合了前三章的觀點，繼續處理「移動」的議題，並將焦點重回「消費者社會」。相較於過去的「生產者社會」，商品的創造透過時空壓縮，設定消費者的滿足必須「一瞬間」達成，所有的消費行為都是由欲望與貪求所組成，而不是一系列的理性決擇。而在消費者社會中，決定你是否成為「上層」消費者的關鍵，終究回到本書重複提及的「移動性」，這也是全球化下新階級的劃分依據。

      世界的居民也因此分成兩個極端：擁有自由、活在時間裡、遨遊世界的觀光客，以及沒有自由、住在空間裡、讓世界從身邊溜走的盲流。兩者確實都在旅行，然而前者是為了世界充滿了吸引力、可以滿足其欲望；後者則面對了不友善、而它們卻無從選擇。然而，盲流為觀光客的第二個自我，由於認知到時局變化的快速，盲流成為觀光客的噩夢與心魔，因為那是他們很有可能變成的樣子，只有藉由隔離與放逐、阻絕兩者之間的溝通才能一解其心腹大患。

l  第五章：全球法律、在地秩序

　　最後一章的開頭在說明「資本家」與「勞動者」之間權力失衡的情況，在「移動性」的框架討論下，投資人的選擇具有全球性，但勞動供給卻是高度在地束縛的。作者更進一步指出兩者之間的隔離無異於程度不一的監禁，對於它者的空間區隔目的，是讓待在裡頭的人習慣於自己「被排除」的狀況，並且塑造出讓外面的人感覺到這種制度的「安全穩妥」，如強調經貿自由流動，即限定了當代主權民族國家「對在地維持秩序」的任務，然而對於超地域的全球菁英而言，它們卻不受這樣的控制，因為「秩序是地方的，而菁英和自由市場所服應的法則是超越地方的。

      如果地方的秩序看守變得太過強悍或討厭，大可祭出全球的法律修正地方的秩序和遊戲規則；而如果情況真的太棘手，也可直接走人。」只要有超地域的「移動性」，隨時可以找到願意配合的地方。